“立德树人”的内涵：一种人学的解读
谢晓娟：辽宁大学教授
“立德”和“树人”在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有着鲜明地呈现。“立德”语出《左传》：“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树人”语出《管子》：“一年之计，莫如树谷；终身之计，莫如树人。”2006年中央政治局第34次集体学习时正式提出“立德树人”，党的十八大报告也明确指出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2016年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也指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从上述可知，习近平认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旨在培养人的工作，是一个重在“树人”的过程。“立德树人”是全部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因此，有必要从人学的角度阐述清楚“立德树人”的理论内涵，以便进一步开展“立德树人”的工作。
一、“德”是人类实践的精神升华
道德随着人类的生产实践而产生。马克思所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也就是说，人们在从事物质生产实践的过程中，必然会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在形成的社会关系体系中，人们之间会发生个人与集体以及个人与他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只有具有合理而有序的社会关系，才能够促进生产实践的有效进行，避免无谓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合理而有序的社会关系则需要一定的准则和观念来维系，这个准则和观念就是道德。可以说，道德起源于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是在物质生产和交换的过程中形成的。也就是说，道德不是宗教般的神律，它始终都是生产实践的产物，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
道德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道德不是固定不变的抽象原则和教条，它随着人们的实践能力的提升和生产力的发展而前进。恩格斯在批判杜林鼓吹的永恒的道德论时，深刻地阐释了道德必然会随着实践的深入和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没有永恒不变的道德。（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他说：“我们拒绝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作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伦理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一切无理要求”[1]。因为原始社会的道德起源于人们的社会劳动，由于劳动的需要和彼此交往的需要而产生了道德，同时，它也反映着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因此，原始道德提倡热爱劳动、公正、勇敢等品德，维护氏族内部的自由和平等；奴隶社会的道德是伴随着实践水平的提升和私有制的产生而出现的，奴隶主阶级作为统治阶级，其道德乃是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它以奴隶的人身占有为最高原则，以自私自利、贪财、掠夺为最主要的行为规范，以鄙视劳动为最高的道德信条；在封建社会里，其道德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上，地主阶级的道德是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它以好逸恶劳、骄奢淫逸为主要规范；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建立在大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之上，它的根本原则就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奉行的是金钱万能的行为规范，将抽象的自由、平等、博爱作为道德主张。可见，道德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先验的教义，它是随着实践能力和生产力的发展而前进的。
今天，“立德”所要“立”的是社会主义道德。它不是反映资本主义要求的资产阶级道德，也不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封建道德，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诉求的社会主义道德。它是以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为指导的，代表无产阶级和最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先进道德体系。社会主义道德不是抽象的、空洞的说教，也不是少数人确立的价值标准，它与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的生产实践相联系，是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方面，是在中国当今社会实践中形成和完善的。当前，社会主义道德形成的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社会伦理道德层面上的体现，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道德层面上的要求。同时，社会主义道德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供精神动力，储备优秀人才，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形成高尚的行为规范。因此，社会主义道德必然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体现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种建立在社会主义实践基础上并与社会主义实践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必然表现其不同的时代特征，以及文化特征和社会特征。也就是说，当前我们所要“立”的“德”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联系，反映时下对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提升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推进在精神层面所要求的“德”，既体现社会主义的属性，又反映时代要求的“德”。与此同时，社会主义道德也是指向未来社会发展的行为规范。这就使得社会主义道德要体现理想性和超越性，具有高于现阶段社会依赖性的特征，为未来社会发展提供精神支撑。因此，社会主义道德内在地包含了未来的价值指向性，内在地包含了奉献、无私、集体利益取向、国家意识，乃至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超出阶级性乃至民族性的特征。从实践角度看，社会主义道德体现了现在与未来、历时与共时、民族与国际、人与人类的道德追求的统一。
二、“立德”是人的本质生成的价值指向
人的本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对此观点不一，有“社会关系说”“双重本质说”“社会性实践说”“三重本质说”“四层结构本质说”。“社会关系说”的主要依据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双重本质说”认为人的本质包括人的类本质和个体本质，人的类本质是实践或劳动，它表明人类作为整体与其他动物的区别，人的个体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人之为人的内在依据；“社会性实践说”认为人的本质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从事社会实践；“三重本质说”认为人的本质是类本质、群体本质和个体本质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从人作为类存在物的角度揭示了人的类本质即实践或劳动，从人作为社会存在物的角度揭示了人的社会本质或群体本质即“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人作为个体存在物的角度揭示了人的个体本质，即“人的需要”；“四层结构本质说”认为应该从人的需要着手来考察人的本质，人的需要决定着人的类本质（创造能力）、社会关系、独特个性，人的本质应该是人的需要、创造能力、社会关系、个性的完整统一。从上述可知，尽管目前学界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各不相同，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但是这几种学说并不矛盾，只是理解的角度不同，其实无论从哪种角度来理解人的本质，都没有超越于人的实践、社会关系、需要这三个范畴。因此，从“立德”的角度讨论人的本质就是应该从这三个范畴着手。
“立德”能使人的实践活动向真、向善、向美。实践是人类为了能够生存和发展，满足自身的需要才进行的活动，它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行为。也就是说，客观存在的事物在未纳入到人类实践的范围内是没有意义可言的，而当客观事物进入到人类的视野之中，变为人类生产和研究的对象，那么这种实践活动就具有了价值意义，因为实践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离不开思想道德的参与。思想道德规范为人类的物质生产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思想支撑，它能使人增强改造现实的勇气、信心、积极性、自觉性，而且还能引导人的生活方式，使人的社会实践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它还通过正确的引导和调整人的内心世界，改变人的思想状况和精神素养，为人的实践提供理念指导和价值观念，只有提升人的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才能使实践向真、向善、向美，而没有道德规范的实践将会向假、向丑、向恶。没有道德规范约束的实践，不仅不会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反而会成为人类世界的灾难。
“立德”能使人真正占有和丰富自己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既包括物质生产关系，又包括政治关系、法律关系、宗教关系以及家庭关系、朋友关系、同事关系等社会关系。现实的个人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社会关系制约着人的实践活动。（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人的社会本质集中体现为社会关系，“立德”既能规范和引导人，使人适应积极合理的社会关系，又能使人对旧的（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或不合理的社会关系进行突破和更新。也就是说，人们共同生活在特定的群体中，为了使这个群体能够积极有序的存在和发展，必须有特定的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只有人们适应和内化了社会的道德规范，才能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同时，也要看到，世界上旧式的或不合理的社会关系仍然存在，比如在世界范围内，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以及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仍然存在，资本对人的奴役和蔑视仍然存在，等等。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关系不仅需要代表着与现代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体现着和平、平等、尊重和包容的道德规范的评判和积极引导，更需要不断呼吁和维护健康、和谐的国际社会关系，使人类的社会关系摆脱“异化”，使人类真正不断占有自己的本质。
“立德”能使人的需要走向高层次精神需要。恩格斯把人的需要对象分为“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三类，还进一步指出：“人类的生产在一定的阶段上会达到这样的高度：能够不仅生产生活必需品，而且生产奢侈品，即使最初只是为少数人生产。这样，生存斗争——假定我们暂时认为这个范畴在这里仍然有效——就变为享受而斗争，不再是单纯为生存资料斗争，而且也为发展资料……”[2] 生存需要是人最基本的需要，享受需要是在人的生存需要满足的条件下形成的一种提升生活质量的需要，发展需要实质上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为了促进自身的生成、解放和提升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自主性的需要。可见，人的最高层次的需要则是体现着人的自由自觉性的精神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体现着强迫性的、不对称的、不自觉的生存需要和享受需要将逐渐减少，体现着自由自觉性的精神需要将成为人的第一需要。道德作为一种上层建筑，不仅为生存需要和发展需要服务，更重要的是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另外，道德不仅能够满足对精神生活的渴求和对精神世界发展的向往，既塑造着人的精神文明，还可以不断地提升着人的精神文明，以其特有的方式把个人作为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以确证人的品质。
三、“立德”是人的生存的根本需要
生存方式指生命的存在方式，也就是生命存在的样式和活动，在逻辑上，生存方式属于存在方式的特殊状态。显然，人是生命的一种，人所以特殊在于他是生命存在的同时，还具有自我意识。也就是说，人的自我意识是人区别于一般存在物和生命存在物的根本所在。心理学研究认为，自我意识是人的意识区别于动物心理的重要标志。在一切生物中，只有人才能在意识中明确地把“自我”与“非我”，即自身与自身之外的东西区别开。那么自我意识对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在马克思看来，它意味人的生命活动的“自由自觉”。而这正是一个人的活动的特性，决定了人的生存方式的独特性。也就是说，人能够独立自主思考、选择和践行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存追求，思考人为什么活着、人应该如何活着和怎样追求有意义和有价值的生活。
道德既是人存在的方式，同时它也为人的存在提供了保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是人具有社会历史性，人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中的存在，而动物则只有自然属性。因为“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3]，只有人才能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建立丰富而全面的社会关系。正如孔子所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4] 是对人的存在以及作为存在形态的关系的准确而深刻的理解，必须要以道德的发生学来进行审视。（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人首先是一个有生命的自然存在，作为一个有自然生命的物种，其首先要面对的基本问题就是生命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为了不使人这个物种消失，人们则最早形成了关于两性的禁忌、规约、风俗等，这种关于两性的禁忌、规约、风俗等就是保证人的生命本身的延续的原初道德，原初道德是以广义的配偶关系和亲子关系为形式的道德。从这种原始的、奠基于自然血缘之上的道德中，逐渐衍生了宽泛意义的家庭关系、家族关系、亲属关系和邻里关系等，这些关系的相互交融，又构成了生活世界的一个方面。另外，人的生命的生产和再生产并没有穷尽人的存在过程的全部内容，与生命生产和再生产相辅相成的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物质资料是人的生命存在的前提和基础，离开了尘世粗糙的物质生产，人只能抽象地生存在虚无缥缈的云雾里。因为人是有“吃”“喝”“住”“穿”等现实物质需要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同时，从事物质生产实践的人也离不开生命的生产和再生产，而且物质生产实践使人的生命生产与动物的繁衍相区别，并且促进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不断的解放，二者是有机统一的。在物质生产实践的过程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社会分工逐渐出现，并不断具体和深化，劳动分工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生产过程中，并成为生产过程之所以可能的必然条件。随着劳动分工的形成，社会成员就出现了某种分化，这种分化不仅仅是劳动环节和程序的区分，而且是社会成员在存在方式上的差别。同时，社会分工又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全面系统的联系如经济联系、政治联系和社会联系等成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条件。由上述可知，渗入到人的生命和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各方面的社会关系，作为人无法摆脱的境遇，同时又制约着存在过程本身。因此，为了使人的生命的生产和再生产与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合理而有序的展开，让人的存在得以可能，道德则显示出了它存在的理由。也就是说，在整个社会系统中，如果没有道德原则和道德秩序的约束，那么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与个人生命的生产和再生产则难以展开。这里所讲的道德，是一个历史概念，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演变而不断发展，其根植于人自身所处的历史实践阶段，它既涉及社会层面的生活秩序，也联系着个体的存在方式。
当今的中国更需以“德”求生存。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开拓，中国的物质财富总量大大提升，“2010年中国GDP达到5.897万亿美元，已经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5年中国GDP已经达到10.98万亿美元，人均GDP已达到8000美元，2016年中国GDP增长了5.5万亿元人民币，新创造的产值相当于一个印尼。”[5] 然而，在物质生活水平急速提高的同时，更需要道德的规范和引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不会自动的均衡发展。也就是说，随着物质财富的迅猛增长，人们的精神文明并不会自动提升。正如习近平所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很快……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些人价值观缺失……没有国家观念、集体观念、家庭观念，不讲对错，不问是非，不知美丑，不辨香臭，浑浑噩噩，穷奢极欲。”[6] 可以说，没有道德立场和道德判断的民族是没有灵魂的民族，任何一个民族如若要生存和发展，必须具备相应的精神文明。正如习近平所说：“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7] 可见，“立德”不仅仅是当代大学生为求生存和发展的诉求，更是当代中国谋求生存和发展的必然要求。
四、“立德”是推动人生价值实现的觉悟动力
人生价值是指从劳动贡献的方面谈论人的价值，表现为作为价值客体的人满足作为价值主体的人的需要，人对人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作用。人们通过自己的劳动产品回报社会和他人，满足社会和他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在这一过程中，既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了外化，外化为劳动产品，展现了人的主体性和价值性，同时，又使劳动者创造的劳动产品满足了社会和他人的需要，解决了社会面临的困境和他人面临的困难，实现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所以，作为价值客体的人，其价值就是通过他的劳动对他人、对社会的贡献。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一个人对社会的价值首先取决于他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对增进人类利益有多大作用。”[8] 可以说，一个人有没有人生价值和意义以及人生价值和意义的大小取决于其对社会和他人的贡献以及贡献的大小，贡献越大其价值越大，反之亦然。
“立德”有助于集体主义精神的弘扬。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方面体现在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上，那么，在上层建筑领域则必然要求集体主义精神，这也是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所谓“立德”，实际就是将这种作为社会主义道德核心的集体主义内化为每个人的内在素养。一直以来，党和国家搞过多种多样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活动，通过典型教育的方式，将集体主义融入每个社会主义新人的血液之中。（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比如，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提出要像白求恩同志学习，学习他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他说：“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9] 这些人对社会贡献的不仅仅是有形的劳动产品、物质价值，而且也是无形的崇高理想和道德情感。这种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会极大地鼓舞和教育广大的社会成员，从而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物质力量。又如，近年来，央视每年评选出十大“感动中国”的人物，所评选出的所有“感动中国”的人物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关心他人、贡献社会的优秀品质。可见，只有弘扬集体主义精神才能实现每个人的人生价值，集体主义精神是实现个人人生价值的必要的思想觉悟。
“立德”有助于培养人们崇尚劳动的优秀品质。人生的价值作为对社会的贡献，它的基本内容是人的劳动。劳动创造了世界，也创造了人本身，人类社会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是由劳动创造的，只有生产出劳动产品才能够对他人和社会做出贡献，劳动量越大对社会的贡献以及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就越大。也就是说，劳动是人类实现自我价值和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和方式，更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社会主义道德蕴含着崇尚劳动的优秀基因，在1949年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就提出了中国全体公民必须共同遵循的五种基本道德规范，即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在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又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2006年胡锦涛提出了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其中就提到了要“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2016年习近平也指出：“幸福不会从天降，美好生活靠劳动创造……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劳动精神，提倡通过诚实劳动来实现人生的梦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反对一切不劳而获、投机取巧、贪图享乐的思想。”[10] 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劳动还不能成为人们的自由自觉的行为，而是人们谋生存的手段。所以，当前的劳动者特别是青年劳动者感觉劳动压力和强度较大，比如，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在2001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8.1％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工作强度大，68.6％的受访者每天工作时长超过8小时，86.5％的受访者担心过大的工作强度会影响身体健康[11]。因此，当前“立德”的任务不仅仅是鼓励人们积极参与劳动和强化人们热爱劳动的觉悟，而且也要善于从唯物史观的视角阐述清楚当前的历史阶段和努力劳动的历史必然性，要使劳动者从更高的层次上和思想深处理解劳动的价值以及对人生价值实现的重要意义，这也是当前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
总而言之，坚持“立德树人”思想的引领，推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前提就是深刻准确地理解“立德树人”的科学内涵。只有弄清楚这个问题，才能有效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使青年具有积极健康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扎实的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从而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
（文章选自《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2期）
